鄭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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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正值嚴峻時刻，各縣市陸續傳出確診病例，引發人心惶惶。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王南琦表示，這波疫情來勢洶洶，不只雙北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各種肉搜、猜疑、對立，比病毒蔓延的更快更猛更摧毀，「還好，最黑暗的時刻，還是有微弱的亮光出現」，大讚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在記者會上的高EQ發言，總是能安撫她因為疫情產生的煩躁心情，她事後好奇上網一查，才發現羅一鈞擁有超狂的學霸背景。
王南琦在臉書發文表示，20日例行疫情記者會中，有媒體發問時提到「現在有多家醫院淪陷」，對於「淪陷」這個用詞，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表示「我們形容的是院內確診跟院內感染的事件，不管是醫護人員或是住院的病患，他們都不是有意要把這個病毒帶到醫院裡頭去」。
在隔天21日的記者會中，另一媒體詢問「多家醫院爆出醫護人員染疫，目前院內感染還是維持5家嗎？是否有最新數據？」羅一鈞不卑不亢地回答，雙北的醫院是共同生活圈內照顧病人很重要的資產，每個醫護人員都是非常珍貴的夥伴，「我想我不會用『數據』2個字來形容院內感染或院內確診的事件」，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防火牆，把疫情控制下來，過度討論反而會導致醫護人員不被諒解或汙名化。
王南琦說，在這幾天的記者會，羅一鈞副署長的回答總能安撫她因為疫情產生的煩躁心情，事後上網查了一下，發現羅一鈞是建國中學數理資優生一路跳級，以全國榜首之姿考上台大醫學院，只唸了6年就畢業，之後自願到非洲馬拉威當外交替代役，被馬拉威當地的嚴重的疫情所震驚，「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回到台灣之後，投入感染科與防疫領域，於2008年錄取疾管局防疫醫師。
王南琦表示，熟悉醫療生態的人都知道，擔任公職是醫學院畢業生投資報酬率最低的選擇，羅一鈞身為全國榜首，選擇當一名防疫醫師，讓她感到非常敬佩，直呼「台灣真的很幸運，能夠有陳時中部長跟羅一鈞副署長等人組成的防疫團隊在前線替我們守護」，她能做的，就是乖乖待在家裡，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做好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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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調查追蹤，乃至寶瓶星號、武漢台商與鑽石公主號包機返台檢疫，都有防疫醫師參與其中。24個防疫醫師，都夙夜匪懈。
他／她們可以在前線指揮疫戰，例如，派到日本負責接回鑽石公主號上的國人，全副武裝、帶著N95口罩、面罩，全身防護衣的是曾獲頒國軍「忠勤勳章」，曾任國軍花蓮總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的蘇迎士。
更重要的是，防疫醫師得扮演「疾病神探」的角色，每出現一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一名承辦人通常會搭配一位防疫醫師到醫做疫情調查，防疫醫師會透過問話釐清發病日，每次疫調時，病人必須不斷回想，最後由防疫醫師綜合所有線索，判定發病日，同時「往前追蹤感染源，往後匡列接觸者」。
若是遇到個案不吐實，防疫醫師也會透過家人、親密接觸者、醫護人員等詢問來交叉比對，以釐清個案動向，並進一步找出所有接觸者。
以「防疫界（名偵探）柯南」自居的前任首席防疫醫師（chief medical officer）、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40歲出頭的他，可說是國內最出名，也最為媒體熟悉的防疫醫師。
我國防疫醫師制度，源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自2007年起，疾管署陸續派遣5名精銳防疫醫師赴美，接受CDC的流行病調查訓練（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EIS）。
羅一鈞便是其中一員，而且他在美國的兩年前期間參與過千奇百怪的群聚事件調查，包括生食螯蝦感染北美肺吸蟲群聚、龍捲風後白黴菌軟組織感染等。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江慧珺攝）
其中，他遠赴奈吉利亞調查的兒童不明原因大規模死亡事件，不但查出真相、轟動國際，最後還與調查團隊一起獲頒2011年美國國家環境醫學中心公共衛生榮譽獎。當時，羅一鈞與團隊深入奈國北部Zamfara州的偏僻村落，展開地毯式家戶訪談、血液採檢與環境調查，發現這些以採金礦為主業的村莊，幼童鉛中毒盛行率竟高達100%，而且村莊公共區域與家戶內的土壤普遍遭鉛污染。
罪魁禍首是村民的生計來源——金礦，不僅含高濃度鉛，村民在家戶內進行磨粉、掏洗等過程，更使鉛隨粉塵釋入空氣、污染土壤，幼童因此暴露在危險的環境鉛濃度之下，導致鉛中毒。
該調查結果獲得國際高度重視，促使奈及利亞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醫師組織等機構合作進行清汙與治療，更引起CNN、BBC等媒體大幅報導。
羅一鈞在出國報告裡回憶，「……在惡劣的環境下調查悲慘的兒童死亡群聚，對從未到過非洲的CDC團員是強烈的『文化震撼』。」但此時，他曾在馬拉威待過兩年的「非洲經驗」派上用場，得以「為團員提供有力的心理建設和文化解讀」，還因擅長使用流行病學統計軟體而成為團隊領袖，因此得以順利完成任務。
然而，為何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醫師，會比這群全球最精英的防疫專家更懂非洲？
原來，羅一鈞自台大醫學系畢業後，就到非洲馬拉威服外交替代役。他當時被當地嚴重的疫情震驚，馬拉威15歲以上的成人有25%是愛滋帶原者，「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羅一鈞曾在受訪時回憶。
羅一鈞因此以對抗傳染病為終身志業，投入感染科與防疫領域，並於2008年錄取疾管局防疫醫師，並於翌年到美國受訓。
美國受訓經驗，也讓羅一鈞體悟到，疫調工作光靠臨床感染科的背景不夠，需跨領域合作，包含昆蟲學家、動物學家、病理學家、法醫、獸醫、毒物學家、感染控制專家、環境工程師、環境微生物學家、行為學家等，都是他求教的對象。
擔任防疫醫師不久，就遇上一起棘手的食物中毒事件。
羅一鈞回憶，該起案件23人聚餐中有8人出現高燒、橫紋肌溶解症狀，檢體卻排除大腸桿菌、霍亂等可能病因。
他深入調查，發現患者都有生吃鱉肉，認為是感染寄生蟲。問遍台灣各大學相關學者，懷疑是由寄生在鱉上的旋毛蟲，引發橫紋肌溶解症。
當時我國尚無旋毛蟲病診斷技術，羅一鈞尋求日本寄生蟲實驗室支援，最後成功確診，為全球首宗人類食用爬蟲類動物感染旋毛蟲的案件。
2014年，羅一鈞也與另名防疫醫師蔡懷德深入爆發疫情的奈及利亞，協助當地台僑防疫，並考察當地防控措施，「電影《危機總動員》（Outbreak）場景，現實生活中真的可能發生」，羅一鈞說道。
羅一鈞的台大同學，亞東醫院感染科主任楊家瑞對認為羅一鈞「冷靜」、「邏輯清楚」的特色，很適合防疫醫師的工作。他表示，羅一鈞面對疫情壓力難免，但少有情緒化表現，總是針對問題做出清楚且適切的回應。
我國的衛生調查訓練班（FETP），又稱為流病班，堪稱「台版EIS」，所有防疫醫師都需受訓，包含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現場突發疫情的調查與防治、評估監測系統等，更重要的是「做中學」，到現場調查突發疫情，經2年訓練才能成為稱職的疾病偵探。
羅一鈞回顧，早在1982年台灣發生小兒麻痺大流行，隔年衛生署參照美國EIS訓練，成立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才訓練及養成計劃，簡稱「流病班」，為衛生調查訓練班的前身，當時由美籍專家馬理森（Michael Malison）指導，指揮中心執行官、疾管署長周志浩就是早期學員之一。
SARS時期因國內爆發嚴重院內感染，美國CDC專家團來台協助，並當面向前總統陳水扁建言，除強化現有流行病學田野調查外，更要招募專科醫師，加強與醫院溝通。之後疾管局才修法，自2005年起，延攬防疫醫師進入公衛體系。
其實，國家培訓防疫醫師，也另有醫療現實面考量。羅一鈞表示，當年因應伊波拉疫情，疾管署也規劃萬一疫情真的入侵台灣，因照顧病人屬涉險工作，民間醫師不見得有意願參與。防疫醫師已預先排班預備，準備親赴第一線照顧。
截至目前，我國防疫醫師已招募12屆，現任共24人，來自感染、家醫、急診、兒科、內科、病理科等不同科別的醫師。
曾以國際衛生條例公共衛生外部專家身分，於2016年來台評鑑的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公共衛生準備暨應變前主任可汗（Ali S. Khan）曾造訪疾管署，「我非常印象深刻，那裡的防疫醫師素質都很好，」他接受《天下》越洋專訪時說。
可汗可說是防疫醫師的大前輩。他在CDC工作近25年，歷經伊波拉病毒、SARS、MERS等疫情，SARS期間還曾定位出香港第一個「超級傳播者」。他現任內布拉斯加大學公衛學院院長，將一生經歷寫成《對決病毒最前線》（The Next Pandemic）一書，於2016年出版。
可汗指出，EIS訓練緣起於1951年韓戰期間，由藍穆爾（Alex Langmuir）醫師所創，透過訓練一批公衛專家，協助美軍偵測出潛在的生物恐怖攻擊。他強調，EIS訓練不會教導如何照顧病人，而是著重公衛實際操作應用，深入社區，調查爆發的疾病，評估疾病監測系統，建構疾病偵測、監控系統，培訓出疾病偵探（disease detective）。
可汗說，美國EIS計劃每次招收大約80至100人，多半有醫師學位。例如，他本身曾是小兒科和內科住院醫師。
要收入優渥、地位崇高的醫師，進入聯邦政府當公務員，得四處奔波跟未知病毒、病菌搏鬥，「疾病偵探」這差事會不會很難找到人？
「醫師執業的薪水確實比較高，但想走公衛的多半不是為了賺大錢，而是有熱情，」可汗表示，「在美國要考進EIS是非常競爭，很難考進去的，這是一個夢幻工作。」
然而，剛從臨床醫師轉任這個「夢幻工作」時，羅一鈞坦言，也曾歷經一段過渡期，「沒有每天遇到病人很空虛！」
醫生臨床看診可以得到病人感謝反饋，但防疫工作無法立即見到成效，加上疫情調查常受阻，催注疫苗也頻遇反對，讓他得花一段時間調適。
而且，如同警探工作常有懸案一般，「疾病偵探」也常遇到疫情懸案。例如，如國內第24例6旬重症婦人，因感染時間已久，最終在無法找到感染源下結案。
「疫調常找不出源頭，十之八九無法破案！」羅一鈞坦言，特別是呼吸飛沫或空氣傳染疾病，走過路過都可能被感染，難掌握每個人的行跡；遇到無法破案時，防疫醫師也平常心看待，查明源頭讓案情水落石出固然重要，但避免事態持續擴大，才是對社區防治更重要的事。（責任編輯：陳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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