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2018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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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長壽
我們今天討論教育問題,
不能只關注在孩子身上,
容我說一句可能會冒犯的話,
當我們不願正視自己的問題,
覺悟自己擁有的權利及影響力,
事情便永遠無法改變。
為什麼家長本身會成為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到
底哪些根深柢固的觀念,
成為子女、老師們都難以抵擋的壓力?
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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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繼續看我這本書的家長們,
何妨問問自己,是否也有以下盲點而不自知。
即使教改進行了許多年,
對大多數家長來說,
鼓勵孩子讀書、拚命擠進明星高中,
然後考進國立大學,
仍然是最讓人安心的一條道路。
很多人提到怕「孩子輸在起跑點」,
於是填滿很多不必要的學習,
這就好像一個人被不斷餵食,
卻不讓他有消化反芻的機會。
當我們看到各式補習班林立街頭,
不過是反映社會這種心理現象而已;
某種角度來說,
這也是家長與學生
另一種虛榮與沒自信的表現。
無數的考試和分數織成一張大網,
讓一整個世代的年輕學子,囚困其中,
成為永遠逃不出去的籠中鳥。
國中還正值青春時期,
卻這麼早就全盤否定自己的人生,
怎不讓人心驚?
這一切,許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和虛榮心難辭其咎。
七○年代,台灣工業正待起飛,
整體經濟環境正由一個農業大國,
逐步蛻變成生產基地、世界工廠,
需要大量人才投身工業生產。
因應時代需求,
當時的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現實取向,
為了分工和效率,把一天劃分成許多時段,
如同工廠生產線一樣,
上工、休息,按表操課,
把知識一塊一塊往腦袋裡填塞,
努力把人訓練成聽話的機器,
成為可以投入工業生產的「人才」。
但是,當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
許多工作已經被機器人取代,
台灣必須向上提升、進入新的開創時代,
競爭力不能再只倚靠大量製造。
但在我們的環境中,
只有科技產業一枝獨秀,
我們的教育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
因為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
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裡,
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
當時代往前走,從大結構來看,
我們應該從未來的眼光審視現在,
而不是用過去的經驗值框限未來。
諷刺的是,設計今天教育制度的人,
都是上個世代的人,
甚至很多是早已過時的人物,
對未來社會很難再有發言權,
過去栽培他們的方法,
又怎麼能繼續硬套在我們的孩子身上?
國際大導演李安考大學時,
落榜兩次,這種挫敗的感覺,
總令他覺得對不起父親,一輩子遺憾。
直到他進了當年的國立藝專
(現已改制為台灣藝術大學)念電影,
第一次登台演舞台劇,
才電光火石般點亮內心,
找到自己的天賦,
經由多年不懈的努力,
成為世界級大導演。
他的幸運,或許是很多不幸累積出來的。
但是,除了大家熟知的李安,
其他在眾人目光不及之處,
藏有多少才華遭埋沒、抑鬱以終的李安?
身為家長的我們,
許多家長將自己一生達不到的夢想,
寄託在孩子身上,
但大多數父母的夢想,
都是依循「安穩的社會階梯」,
對於「成功人生」懷有一種既定看法,
包括:坐擁高薪、在知名大公司工作、
年終豐厚、晉升快速......,
總希望孩子在職業的選擇上,
搶搭主流或所謂的「趨勢」,
彷彿最多人走的路,
就是最平坦、最安全的路。
這樣的情形,不只出現在台灣,
美國也是如此。
過去十幾年,
許多美國和台灣的菁英家族孩子,
紛紛選擇念金融;
畢業後,都進入華爾街投資銀行界,
學習購併、炒作、設計金融商品。
這批美國各大名校培育出來的優秀菁英,
最後都被訓練成金融操盤手,
比的都是如何投機、
如何在最年輕時大賺一筆,
整個社會也鼓勵這樣的風氣,
紛紛報導年輕人第一年進入華爾街後,
就能拿到多少驚人報酬。
二○○八年九月爆發的金融風暴,
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
整個社會價值觀,
鼓勵最聰明的菁英變成貪婪的操盤手,
而且是用別人的錢下注。
只憑聰明與取巧,
而沒有倫理與公義思維,
並不足以成就一個真正有視野的未來領袖。
難道身為父母,
希望自己的孩子集所有才幹於一身,
卻只是協助跨國公司做假帳的貪婪員工?
每隔一段時期,
社會上就會交替出現一些熱門職業,
成為大眾目光的焦點、追逐的方向,
例如:之前火紅的「科技新貴」,
或台灣早期俗諺:
「要賺錢,第一賣冰、第二做醫生」
(現在醫生還是很熱門,
但很多醫學生不再選擇辛苦的、
可能隨時挨告的外科)。
過去幾年,
則是因為經濟衰退等各種原因,
許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加重,
要求孩子全力謀取公職,
不管合不合適,
先捧到一個「鐵飯碗」再說。
曾幾何時,公務員變成新的安全標章、
年輕人逃避風險的避風港,
甚至是金龜婿的必要條件?
很多碩、博士生,
也加入考公職的龐大陣容,
因為擁有高學歷,
對於職等升遷加分有幫助。
這樣,我們如何期待抱持這種觀念
進入公職、掌握國家資源的人,
會有責任心和使命感,
為國家永續未來設想呢?
考試考不出熱忱、考不出責任心、
考不出使命感、考不出溝通力、
考不出領導力,
考試當然也考不出有遠見、
企圖心和決策能力的未來領袖,
考試更考不出一個人的品格、品味;
至於藝術、文化、教養內涵,
更是統統考不出來。
曾長居芬蘭多年的教育研究專家陳之華觀察,
在芬蘭的學校,
考試分數是你和老師兩人之間的祕密,
不能任意公開,否則等於侵犯人權,
製造彼此競爭,甚至是敵對的心理。
而北歐的家長之間,
也少有打聽別人孩子考第幾名,
甚至有些科目還會設計難易不同的考卷,
因為考試是評量學生自己學習消化的程度,
而不是用一把尺,比較誰高人一等。
如果我們今天質疑:
為什麼會出現考試傑出的學生,
一路順遂成為政治領袖,
最後卻在道德和品格素養上淪喪,
不如回頭來看,是否台灣的教育內涵,
本身便缺乏教導做人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
我們的社會,也不必每個人都是領袖人才,
如果家長能夠認真協助孩子,
探索自己的潛能與天賦,
其實每個學生都可以找到自信的泉源,
在他天賦的領域為社會發光發熱。
多年前,我受邀為大陸復旦大學、
交通大學、中歐管理學院聯合EMBA班演講,
當時面對全場幾百位大陸名校生,
我坦言,自己經過了很多、很多年,
才終於體認到,過去我對學歷的自卑,
是整個社會、整體環境造成的,
而不是我真有多差、才智多不如人。
可是,為什麼這麼長的時間,
我會對自己只有普通高中畢業、
沒有念大學感到缺憾?
我們無形中受這種「國之棟梁」
的菁英觀念毒害之深,
連我自己都花了很多年才掙脫。
其實,從另一個學習管道成長的我,
從美國運通當傳達小弟到總經理的過程,
絕對比大部分的大學教育充實,
我等於扎扎實實念了一所豐富的社會大學;
而我從當上美國運通總經理後,
直接看到、學到一個國際公司的管理,
也絕對不亞於一般研究所、
EMBA班能提供的內容。
而後過去三十多年,
我從經營亞都飯店,
到進一步參加各種國際組織,
甚至最終都能擔任舉足輕重的領導角色,
種種經驗轉化成我對台灣未來遠景的殷切建言,
我想,也足以做為
我從生命經驗中提煉出的博士論文。
以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認為,身為家長的我們必須率先改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