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一萬間教室的寧靜革命】

「學習共同體」 力挽下沉學力

                                                                                                                                文∣賓靜蓀　攝影∣黃建賓

在『勉強』（為考試而念書）的世界中，我們不曾遭遇任何事、任何人、更不曾貼近自己；我們尊重辛苦多於快樂、順從多於批評、重視反覆多於創造。這是為了將來犧牲現在，以獲得財富、地位、權力為代價的世界。

在『學習』的世界中，孩子持續與事物、與他人對話，更與自己對話⋯⋯是在這片看不見的土地中自我翱翔，將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與自己的一切連結的世界。」 ─佐藤學《學習的革命》

千葉縣八千代市的睦中學，建校於明治時期，現址外觀看起來像小型工廠，校舍一端還和社區中心相通。

國一社會課，中國地理。老師宣布當日主題：中國華南、華中、東北等五個地區各生產哪些重要農作物？為何不同？沒有提示劃重點，學生四人一組翻開教科書，從大量的彩色圖表中比較、查閱。眼睛發亮的鈴木大翔喜歡看地圖，他從農產圖和等雨量線分布圖中發現，華南地區年雨量超過一千公釐，而且產稻，他立刻和同學分享這個觀察。

教室裡不時傳出笑聲，每組的學習單上逐漸寫滿了同學的發現。吉田正幸老師認為這是全班討論的好時機，大家立刻熟練的將桌椅轉換成ㄇ字型，發表成果。「答案不完整沒關係，重要的是大家透過討論，學到降雨量和氣溫會影響農作，」老師宣布下課。這所學校不打上下課鐘，大家要學習對時間負責。

鄉下老校睦中學因實行「學習共同體」而重生。目前，全日本三千多所中小學的教室裡，充滿這樣活潑的互動和熱切的學習眼神。

起源　日本學生失去學力之痛

這樣的學習現場，不是理所當然。和台灣一樣有著沉重考試壓力和學歷迷信的日本社會，也有著和台灣一樣波折的教改歷程：過分強調成績和競爭，讓學生對學校和學習失去歸屬感，逃學、霸凌、暴力、中輟的孩子愈來愈多，而且隨著年齡逐漸增加。

一九九五年以後的種種調查顯示，小學高年級以後的孩子開始「從學習中逃走」：熱衷學習的只有三成，討厭學習的達七成以上。

日本文部省（相當於台灣的教育部）的教改方案沒有停過。為了回應家長和社會「減輕孩子壓力」的需求，開始展開「寬鬆教育」，教科書和課程減少三成學習內容。這幾年來發現大學生因此「學力崩壞」，而「寬鬆教育」卻無法解決孩子們厭惡學習、逃離學習、缺乏動機的現狀。

日本社會從而大幅檢討寬鬆教育的失策，保守主義甚至主張恢復更多考試、反覆記憶與填鴨的教學。但天平的兩端都無法恢復學生的學力，改善日本教育之痛。 於此同時，東京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佐藤學，卻以民間之力，掀起了一場由下而上的「寧靜革命」。他在三十年前導入並提倡「學習共同體」，提出所有的改革要從教室開始。

他帶著學校和教師打開教室大門，將學生從傳統授課方式釋放出來，在教室裡構築「共同學習、分享探索、交流與思考」的「協同學習」的氣氛。讓教師改變授課方式，成為少說多聽的「學習專門家」。

同心圓般的學習行動從學生、老師、家長擴散到學校內外。它把學習的權利還給孩子和家長，把老師的專業還給老師。

佐藤學結合教育現場的觀察和教育發展理論，他大聲呼籲：降低期望、減少內容的「寬鬆學習」，不足以提升學生的能力和動機；而「能力分班」、「提早分流」的教室，已證明無助於「因材施教」，被先進國家視為「過時的垃圾」。而「協同學習」，才是二十一世紀教育的新出路。

「孩子互相學習，可發揮的力量比老師指導多五倍以上，」他發現，沒有任何一位低成就的孩子因為老師的指導而克服問題。不論在哪間教室，孩子對有學習危機的同學，都表現出比老師更強的忍耐力和寬容。

「學習共同體」強調，把為考試「念書」的動機，轉換成為自己「學習」；教學的焦點從「如何教」，轉成「如何學」。三十二年來，佐藤學走訪一萬間教室，經歷一千所學校的失敗，終於證明：教育改革不需另起爐灶，家長不需花大錢、動用特權，在公立學校，孩子就可以享受和同學共同學習、自我挑戰的快樂。

推行 「學習共同體」從鄉村展開 　

在佐藤學不放棄的實踐下，「學習共同體」從整體成績低下的「墊底學校」開始，逐漸從鄉村擴散到城市。目前全日本已經有十分之一、三千多所學校，在實踐著「學習共同體」的教學。

愈來愈多導入的學校發現，不但學生的中輟率降低，學習意願提高，教室的氣氛變好了，同時也提升了學生的學力和成績表現。佐藤學的影響力和日本的改變，因而開始擴及亞洲如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

走訪日本「學習共同體」的前導學校，總能感受到一種整體的關愛和溫暖。 面對急於知道如何實踐「學習共同體」的訪客，睦中學的校長武森公夫像哲學家，堅持先說明：真正的關愛才是一切學習的根基。

「學習裡最重要的是『關係』。你去看學習有問題的孩子，一定都孤立無援。他們可能家庭破碎，或者在學校不敢問同學，想憑藉自己的能力克服學習上的障礙，卻愈來愈孤立、挫敗，結果成為最差的學生。」今年六十歲的武森公夫拿出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裡面記滿他對教育的思考和觀察。

「每位老師都應該由衷的表現I am here for you（只要你有需要，我就在這裡）的關懷，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被了解被重視，在班級、同事間的相處也是如此，」武森公夫說。

當老師將自己定位為傳遞知識的媒介、不再一直「講」課時，就可以用耳朵、用眼睛去「聽」到每個孩子的心聲，並且肯定孩子的存在。

改變 　老師從「教」變成「聽」

老師的工作不再是怎樣把知識教給孩子，而是如何設計活動，有層次的提問，讓孩子更喜愛學，能主動學，並且知道自己為何而學。

睦中社會科老師吉田正信表示，老師要常問「為什麼？」「你覺得如何？」去刺激孩子思考。有三十一年教學經驗的吉田，接觸「學習共同體」才三年，教學已經有很大改變，「以前黑板對我很重要，一定要寫，現在少寫板書，反而有時間去關照學生，」他表示。以前也會找不錯的孩子站起來發表意見，而且還是期待每組給一樣的答案，但現在他鼓勵每個孩子都要在小組中發言，參與課堂的討論。 孩子感受到老師的關心和重視，看到老師想聽的眼神，就不會置身事外，想從教室逃走。兩束頭髮貼在臉龐的三年級女生村山菜緒，成績不是最好，家裡經濟也無法負擔家教補習，但是她知道「只要有問題，都可以來學校，老師同學都會幫我，我很喜歡來學校。」

佐藤學在他的著作《學習的革命》（天下雜誌出版）一書中強調，傳統的同步教學，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代大量生產、重視效率的教育模式：削弱了學習的體驗、放棄了學習困難的學生、忽略了學生的興趣，用以換取「效率」。但所有歐美國家的中小學，都已經和十九世紀的過時模式告別，成功從「以教科書和黑板為中心的傳統教學，轉變為以協同教學為中心」的模式。透過主題課程、單元學習和小組協同學習，保障「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權，同時也維持高品質的學習內容。

「教師的責任，不在於追趕教科書的內容；做為學習專家的教師，責任在於實現每一個學生的學習，」佐藤學說。

突破 勇敢踢破教室圍牆

除了班級的學習圈，老師們也構成另一個學習圈。老師們需要做很多調整：
１ 少寫板書，不再單向教學。 
２ 掌握課程重點，不再填塞知識。
３ 改變評量方式，重視學生筆記本、口語表達。
４ 提問式教學，學習設計活動引起討論、掌握結束討論時機。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歐用生，數次赴日參觀。他認為共同體的最大特色是，「老師非學不可」。老師們一起備課、輪流觀摩教學，觀課後有兩小時以上的討論。觀課時注意學生的學習狀況，「老師不會受傷，」他說。因此觀課時沒有權力關係，責任大家分擔，基於教育專業，形成同事情誼，很溫暖，大家都敢講話。

老師們較難適應的是打開自己的教室。睦中學教務主任松本光弘有三十年教學經驗。他觀察，開放教室的心理障礙大約要一年時間才能消除，「如果你把教室的牆壁打掉，他就會放個locker（衣物鐵櫃）；搬走鐵櫃，就放一盆大型植物；最後沒辦法還用矮書櫃隔開，」他形容得很有趣，「老師一人講、學生聽的課堂，就會在意有人來參觀；但如果是注重每個孩子的個別學習、小組的互相學習，就根本不會在意有沒有牆壁。」

老師的改變，帶動了學生和學校的改變：
１每個學生都參與了學習，學習變得跟自己相關，也變得有趣了。
２學習有問題的學生，受到大家的關注，和同學老師建立了信任關係。
３行為偏差的頻率降低。 
４不以提高學業成績為目標，卻間接提升了學業成績。

而這些改變又成為老師不斷提升自己的動力，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無論怎樣出色的教師，如果沒有一年至少一次公開自己的教學，我無法認同他是公立學校教師。為什麼呢？即使這位教師的教學非常精采，但只要關上教室大門，孩子就被私有化、教室就被私有化、學校就被私有化。而學校，應該是教師團隊同心協力，實現每一個孩子學習權的場所，」佐藤學語重心長，陳述「學習共同體」必須「打開教室」的核心理念。

革命　校長決心是成功關鍵

有心導入「學習共同體」的學校，要怎樣開始？所有過來人都異口同聲：「校長是成功關鍵」。校長必須下定決心，擘畫願景，花很多時間和老師、家長溝通，營造信任的環境，並且提供老師各種資源和協助。

目前擔任顧問團的退休校長岩本泰則建議，要導入的學校，先是由上而下（top-down）宣示要實行「學習共同體」，然後校長的影響力一定要慢慢減小，讓老師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把模式做出來（bottom-up)。「『學習共同體』必須是草根運動，大家邊做邊學，老師也覺得很值得做，就會有很棒的想法出來。遇到瓶頸，再怎麼讀書都不行，老師就會要求去觀課，他們才能發展出自己的教學風格，完全模仿的話一定會失敗，」指導六十一所學校的岩本說。

城南中學位在三一一輻射災區福島縣南方的石岡市，一年前才成為前導學校，也正面對引進「學習共同體」的共同困難。校長四宮雅人七年前接觸佐藤學的書，深感憧憬。但剛開始不論怎樣耳提面命，請老師閱讀，他發現老師還是不懂，於是他就親自模擬上課，全校二十位老師以四人小組方式來學。「我讓各小組共同設計課程，他們終於了解『協同學習』是怎麼回事，」曾經面對資深老師不願意合作、不想改，四宮雅人也無奈的表示「不需勉強」。

年輕老師則學得很快。剛畢業一年的老師根岸優衣，留著短髮，清純而開朗，站在學生旁邊像姊妹一樣。自己完全沒有協同學習的經驗，第一次看到時覺得很不可思議，「以前上課被規定不准講話，現在竟然要把所有的時間留給孩子講話和思考？」

根岸優衣自己曾經是「不喜歡上學、不喜歡老師、不喜歡學校」的孩子，她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挫折。「與其一個人孤單的學，不如和小組一起，」她從剛開始很怕被觀課，到現在會主動請四宮校長來觀課給建議。

推廣 退休校長親上火線

「學習共同體」同心圓的第三圈則是學校以外的社會支持與資源。曾經推動過共同體的退休校長們，像教育大使一樣，到處去指導、宣傳共同體的教學、傳承經驗；相信共同體教育價值的大學教授也親自參加公開研究會，提供老師們學理上的建議。

「學習共同體」有五百所前導學校，分布日本各地，每月定期舉辦公開研究會，讓附近學區有心導入的校長老師觀課、學習其精髓。每年輪流舉辦一次大規模、地域型的公開研究會，開放所有教室，像是「學習共同體」的嘉年華，參加者互相學習、也彼此打氣。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麗華，曾在去年冬天參加廣島的年度研究會，「教室搬到體育館，一、兩百人看他們如何上課，現場很多參觀的老師非常專注，在沒有暖氣、早已超過下課時間的狀況下，居然都沒有人離席！」她對日本老師們的認真態度印象深刻。

公部門行政體系的支援可遇不可求。大部分的共同體學校都是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開始、持續的。但是也有愈來愈多的小型城市，像人口八萬的茨城縣牛久市，就直接以地方教育局處的行政資源和經費，力挺該市十三所中小學進行共同體革命。

「學習共同體」最常面對的困難是無以為繼。日本教師專業制度是助力，也是阻力之一。深諳日本教育制度的歐用生分析，日本老師按照年資分初任、專家老師二級，而且十年必須換證，規定老師「必須在大學聽課三十小時、自己做研究報告、觀摩教學」，保證教師必須在專業上保持精進，避免產生「一本書都不讀、也無可奈他何」的萬年老師。

而老師定期輪調（最長一校不超過八年），對「學習共同體」的推動，是優點也是缺點。「學習共同體」常隨校長轉任或退休而停止，教師流動率高，對老師的學習和團隊，也造成困擾。尤其鄉下的中學代課老師多，要持續更不易。但城南中學校長四宮雅人很樂觀：「即使老師只待一年，經過學校中互敬的同事關係、全新的教學方式和哲學、各種反省討論，老師們即使離開也絕不會回到零點，會把共同體的某個面向帶在身上。」

省思 台灣的學校做得到嗎？

面對十二年國教時代，台灣的國中小教育也站在一個非改不可、而且有機會改的時間點上。日本「學習共同體」的成功經驗，或許能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和可執行的做法。

三十年三千多所學校，這是一個借助老師、校長們自發、創意的挑戰產生的寧靜革命，而非教育政策規定下的統一模式。「與其疾風暴雨式的催生這種轉換，不如緩緩的精雕細琢還更有效，」佐藤學在《學習的革命》一書中期許。他和三十年前一樣，相信「只要做出一所學校，就可以說服其他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