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泰雅族勇士參與李崠山事件歷程分析及其對鄉土教育的啟示

 

刊登於竹縣文教

秀巒國小校長  王恭志

 

 

ita’ ka laqi’ Tayal. glgay ta’ pincbaq snbil na kinbkaysan ta’.

laxay ta’ m’yaqih. iyat snbil na kinbkaysan ta’. ki rawin.

 

---引自Pawang Iban作詞，泰雅民謠《來遵循祖先的遺訓》---

 

 

一、前言

歷史，正如同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反映了互助、貪婪與因果循環！過去的歷史，無論是清治、日治或者是國民政府治台史，所有的歷史紀錄都被歸類為官史，但卻忽略了真正住在這塊寶島且守護山林已經數千年的原住民史觀！特別是在那1895年風起雲湧的動盪年代，台灣原住民從被漢人所稱的「番仔」，再到日本殖民者所畏懼的「兇蕃」，但又有何官史，能以原鄉的視角，真正感受到原本和諧寂靜的山林，被日本軍警的現代化武器進逼，所產生數千年的遊耕狩獵文化產生鉅變！發生在1910年至1912年間，新竹尖石後山的李崠山事件，迄今已百年矣！縱使清治時期，鄰近大霸尖山屬於泰雅族世居地的kButa’（格布大）子民，依舊仍能遵循自身的gaga，維持社會倫理與秩序的運作！但日治時期這場北台灣最重要的一場戰役，且也深深改變了淡水河最上游泰雅族的命運！本文無意去觸碰任何族群間敏感的歷史與政治問題！迥異於漢人史觀、日治史觀，本文將以原鄉史觀，重新檢視日治時期，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理蕃誌稿》第二卷，所記載這場歷時兩年且持續肅清剿蕩不願歸順的「兇蕃」之「李崠山事件」，再從深入尖石後山與泰雅耆老互動所採集的珍貴田野資料，重新以尖石後山的泰雅族史觀，對這段歷史重新加以詮釋！期待在經歷過李崠山事件後，人口銳減的尖石後山泰雅族，能破除1902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向總督所建議「只見蕃地不見蕃人」這種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陳金田，1997），重新走向族群復興的道路！

 

二、李崠山事件的歷史背景

    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於明治43年4月6日（西元1910年）付蕃親第五五號文書所記載（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649），決定攻佔油羅山稜線，這是駕馭北蕃的第一步。日本以優勢警力，展開了對尖石後山不願歸順，且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兇蕃」的馬里闊灣群（マリコワン，mlikwan）與基那吉群（キナジー，mkmazi）泰雅族人，進行軍事掃蕩。影響尖石後山泰雅族人命運深遠的李崠山事件，就此展開！以下將就李崠山事件的歷史背景，進一步加以論述。

（一）殖民主義下的台灣與樂天知命的尖石後山

    工業革命產生了人類生產模式的改變，導致西方勢力進入東亞，這也揭開了台灣進入現代史序幕。台灣真正有文獻開始紀錄是在1624年的荷蘭人佔據南台灣與1626年的西班牙人佔據北台灣（戚嘉林，2007），但至1662年後，台灣又被明朝鄭成功所收復，一直到1683年起進入了清治時期。大約這個時期，尖石後山早已住著泰雅族群，在淡水河最上游處，依據部落自行規定的gaga，樂天知命地生活在原野山林中！尖石後山由於被大山大水所環繞，直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逐漸與台灣近代史產生相關，且對日後台灣原住民的生存模式，埋下衝擊的遠因。

（二）經濟因素摩擦：淺山的樟腦開採對泰雅族生存的衝擊

    自天津條約簽訂後，淡水正式開港以來，清政府對於北台灣山林的資源需求日增，1874年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政策，亟欲漢化「土牛溝」以東的深山原住民。此際的北台灣，特別是在淡水河中游的大嵙崁（大溪地區）與油羅溪上游內灣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淺山樟腦開採與隘勇線的設置。屬於尖石後山的泰雅族原住民，依舊尚能過著自己游耕打獵的生活方式，並偶而與前山漢人之間有以物易物的經濟行為，但整體來說，縱使原漢之間的經濟磨擦逐漸讓平地漢人在前山的土地開發佔上風，包含竹東、橫山、關西與大溪等傳統泰雅族的活動範圍，土地已被漢人掌握，泰雅族人逐漸退居更為深山的林野！

（三）台灣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一八九五的動盪

    自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的勢力正式進入台灣。日本殖民政府掃蕩征服台灣西部後，開始對台灣山林進行覬覦，因而展開與原住民之間的軍事衝突，沿土牛溝側原本屬於漢人隘勇的防禦武裝力量，也被日本人延續利用，作為與尖石後山泰雅族武裝衝突的傭兵。此際的台灣，各族群之間尚屬分崩離析狀態，同屬漢人的閩客之間，存在族群摩擦且發生數次械鬥事件，而淺山一代的漢人與深山原住民之間，依舊相互猜忌與持續爭奪山林，但因為山路崎嶇，漢人勢力尚未能進入尖石後山。當日本殖民政府逐漸掌握台灣西部後，目標逐漸轉向對台灣山林資源的掠奪！

 

三、新竹泰雅族勇士參與李崠山事件的歷程分析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濟掠奪，原作為漢番交界的隘勇線警備武裝力量的擴張，產生李崠山事件，以下將以日本軍警與隘勇的逐步進逼、尖石後山泰雅族各部落的合作游擊、日方隘勇線的推進與攻佔李崠山、日軍攻陷李崠山後對尖石後山的持續掃蕩，進一步加以分析。

（一）日本軍警與隘勇對尖石後山的逐步進逼

    延續當年原漢土地衝突歷史，因為當時漢人大量砍伐山林，未考慮到原住民的生存權，這使得泰雅族的生活範圍不斷限縮，僅不斷以突襲的出草方式，來與漢人游擊戰。據傅琪貽（2009）的研究指出，1910年的大嵙崁後山泰雅族抵抗日本軍警入侵之戰役起，一直到1921 年新竹李崠山戰役真正結束為止，泰雅族展開了反殖民的抵抗史。以軍事的角度來思考，拿下李崠山制高點（海拔1913公尺），就能完整控制深山的泰雅族各部落，因此隘勇線推進至李崠山，是日本殖民政府「只見蕃地不見蕃人」政策下，圖謀以優勢軍事武裝力量鎮壓尖石後山泰雅族並掠奪山林資源。

（二）尖石後山泰雅族各部落的合作游擊

    由於李崠山附近的尖石後山泰雅族掌握山險，無論是荷蘭人所開啟的台灣近代史，還是清治時期想要掠奪山林經濟資源，西洋人與漢人勢力，皆無法進入此尖石後山地區。尖石後山mlikwan、mkmazi、mgogan這三群泰雅族，由於同位於淡水河最上游之因素，因此往來密切。日本軍警分別從尖石前山與復興鄉進攻李崠山之際，主要戰場雖然在今尖石鄉玉峰村，但來自尖石鄉秀巒村以及復興鄉高義村、三光村的泰雅族，亦因外力入侵，便形成了攻守同盟（張洋培，2003：60-61）；各部落泰雅族勇士採取游擊戰，牽制著日本軍警勢力只能緩步進逼，這正是泰雅族攻守同盟捍衛家園保衛鄉土的展現。

（三）日方隘勇線的推進與攻佔李崠山

    據張洋培（2003：66-78）的研究指出， 1907年日本的隘勇線向新竹廳的mautux社（現今關西鎮馬武督地區）前進；1909年7月25日，日本進行了油羅山隘勇線的推進，但遭遇了karapai社（現今尖石鄉嘉樂村）頑強抵抗；1910年5月，由於深山的mlikwan、mkmazi、mgogan等群泰雅族人互動密切，日本人為一舉侵入後山，因此決定兵分三路，分別從宜蘭、桃園、新竹三個方向，向尖石後山泰雅族開始展開軍事行動。為了先牽制五峰鄉的siakaro、maibarai等部落，以防與尖石後山各部落有所串聯，因此新竹前進隊先集結於向天湖分遣所，並越過油羅山陵線，同年6月30日，完成佔領內灣溪上游rahau社並建立新的隘勇線，並壓迫泰雅族群退居至更高的山頭，至此尖石前山地區的各部落大多已被日本完全控制。直至同年9月11日，經過與泰雅族勇士的多次激烈戰役，日本軍警始佔領了李崠山的鞍部。

（四）日軍攻陷李崠山後對尖石後山的持續掃蕩

    由於日方推進尖石後山，並在各個制高點駐屯砲兵，取得軍事優勢。1910年10月20日，mgogan群泰雅族歸順日方於巴陵，但尖石後山的泰雅族仍不願歸順且持續抵抗，導致日方遭到極大損傷，但此際日本已逐步在李崠山制高點設置砲台，聯合原先的巴陵砲台，形成對尖石後山泰雅族群極大的壓迫，日本人在進入秀巒村控溪部落後，也於現今軍艦岩上方山頭設置砲台，且經常發射砲彈至對面山頭的taiyakan社，並於沿途的山頭設置警備所，建立警備道，若根據傅琪貽（2009）的研究指出，一直到1921 年，新竹李崠山戰役才算真正結束。

 

四、李崠山事件對於新竹縣鄉土教育的啟示

    自古以來，漢人的歷史，皆將少數民族的稱謂加以歧視化，諸如「夷、戎、蠻、狄」等稱呼。在台灣的原住民，漢人則稱之為「番」，日治時期更將台灣原住民稱之為「蕃」。這當然構成文明的傲慢與霸權主義心態。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history），主流族群的歷史，是統治者的歷史，而缺少從弱勢者角度所發出的聲音。從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649-670）的官方文件《理蕃誌稿》中所形容的高山原住民形象，這些「兇蕃」只會進行出草獵首，只會用吶喊、出沒般，遊蕩於山林之間。本文作者看見《理蕃誌稿》中對高山原住民的描述，再加上目前身處於百年前李崠山事件發生地的尖石後山原鄉小學服務，看見諸多秉性善良的泰雅學子與樂天知命的泰雅族人，他們的誠實、勤勉與樂於分享，對照當年無論是以漢人為主體的隘勇襲擾，或者是日本軍警的強勢軍事鎮壓，入侵他族生存領地只為覬覦山林資源之作為，孰為野蠻？孰為文明？則不證而自明！本文希冀藉由對於新竹這塊土地所發生的歷史之重新考掘，從原鄉的視野出發，重新詮釋李崠山事件，也希望能引發更多人關懷這片鄉土許多故事中，所存在的教育意義。

（一）反思漢人史觀：建構新的族群和諧相處模式

    千百年來，台灣深山的原住民族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就是遊耕與打獵，並過著樂天知命的生活，即便處在無政府狀態，但仍會遵守部落間的gaga，作為社會倫理之規範。然而李崠山事件發生前夕，屬於尖石後山的泰雅族群即開始有被外族入侵的恐慌感。其實當年李崠山事件，漢人是有參與的，是有協助日本軍警共同推進隘勇線來協助奪取山林資源的。即便清治時期，漢人與原住民有著土地開發上的糾紛，但還不至於像日本軍警般會採用強勢武力鎮壓之行為，但日本殖民政府為了侵入尖石後山，找熟悉山林的漢人隘勇充當響導、搬運伕、馬前卒與砲灰，這是事實！同為這塊土地的生命共同體，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要深刻反省與檢討而非刻意隱去，願景未來，各族群之間不論是強或弱，更應該和平友好世代相處，相互關懷，而保護原住民文化並持續傳承，更顯刻不容緩。

（二）反省當代後殖民現象：協助新竹泰雅族的文化復興

    從大嵙崁事件、馬武督事件、李崠山事件等一系列肇因於清治時期漢人政權的樟腦經濟利益爭奪，到日治時期殖民政府覬覦豐厚山林資源的開採，嚴重限縮了淡水河最上游尖石後山地區泰雅族原住民的生存權利。千百年來這裡本來就一直是無政府的狀態，但有著部落的gaga藉以維持族人的社會倫理秩序，但隨著日本政府以大量漢人充當軍伕，走在前線，推進隘勇線，再以日本優良的武器與山砲，作為後盾，逐步進逼後山，最後瓦解尖石後山的泰雅族武裝力量。雖然所謂的文明，被日本人強行帶進這片原本與世無爭的美好山林，但文明的洗禮，卻是北台灣珍貴的林種，被日本人開採，尖石後山的泰雅族勇士，因為長期戰亂，導致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失，日本人從李崠山與現今秀巒國小旁軍艦岩上方制高點的砲台，持續地炮擊之下，更加速這裡的泰雅族，人口的流失與自信心的瓦解！許多的族人到平地之後，持續被全球化！值此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際，如何協助尖石後山這些泰雅族勇士的後代，走出偏鄉困境，迎向新的自信，需要學校教育人員，諸多平地關懷原鄉的慈善單位，以及主管原住民事務的政府單位，深刻的省思！

（三）口述歷史研究法的實踐：捕捉新竹鄉土豐富史蹟所蘊含的教育意義

    新竹這塊美麗的土地，蘊含著豐富的歷史！然而，隨著耆老的凋零與全球化浪潮的席捲，諸多鄉土的文化與歷史的記憶，逐漸被淡忘。如何讓新竹豐富的在地鄉土史蹟被完整保存，實需要持續地加以歷史考掘，而口述歷史研究法則是很好的鄉土教育研究方法。口述歷史是質性研究方法的一種，因此亦具有質性研究中重視研究過程的時間序列與社會行為脈絡關係之特質（Bogdan & Biklen, 1992）。口述歷史亦是一種透過對話方式，透過回溯，對歷史事件進行口語訊息交流的過程，來收集過去事件相關資料的一種方法（Brettell, 1998；Seldon & Pappworth , 1983）。自人類有歷史以來，許多人類智慧的結晶，都是靠口耳相傳直至有文字紀錄起，口述歷史具有歷史考掘的意義。

由於口述歷史的運用，必須是受訪當事人親身經歷或聽聞事件，所以口述歷史的運用，往往只能推論到約百年的歷史，無法深入更遠古以前之事件（Berg, 1998）。因此，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是由訪談者設問題，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傳遞歷史訊息，並轉換成文字紀錄，使之成為流傳久遠的歷史資料，以作為歷史見證的一種方法。Samuel（1988）認為口述歷史是呈現最自然與最可靠歷史史實的最佳途徑，口述歷史的史料未加修飾，而歷史實際上就是從最初的直接經歷中建立起來的。因此，口述歷史的方法，可以找出官方歷史所無法深入的真相。

    口述歷史具有揚棄標準的年代史觀念，以情緒連結為原則來敘述要素的變遷（Allen & Montell, 1981）。口述歷史最大的作用，是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並使歷史與現實產生密切的相連（Thompson, 1988）。口述歷史的史觀，具有為弱勢發聲的庶民特質，而迥異於官史，口述歷史本來就是為庶民與弱勢階級所發展的史學方法，值此世界趨勢走向多元與去中心化，歷史的研究也開始注重「由下而上」的新史學模式，透過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的方式，才能獲得真相並還原歷史。真實的歷史原貌，往往藏諸於庶民生活與口耳相傳之間。

    綜上所述，新竹縣幅員遼闊，有十三個鄉鎮市，有諸多族群，有原住民族的賽夏文化、泰雅文化，有漢民族的外省眷村文化、客家文化、閩南文化，有諸多豐富的人物與史蹟可待重新考掘，發現新的歷史意義。過去的教育重視年代史，重視以漢族為中心的官史，重視以西方人詮釋過後的世界史，而缺少來自芬芳土地所呈現的鄉土史。本文作者希望藉由李崠山事件的重新歷史考掘，並以口述歷史方法的引介，希冀未來能引發更多人對新竹鄉土歷史的重新研究與詮釋，為新竹這塊人文薈萃的美麗土地，發掘出更多動人的故事，並從中尋思更多的教育意義。

 

五、結語：族群關係與原鄉教育的新展望

    誠如《聖經》瑪竇福音十六章第五十節所述：「不論誰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在台灣這塊面積不大的島嶼，孕育了諸多的族群，共同在此建立家園。無論是台灣的原住民群，或是福佬語系與客家語系的漢人，或者是二戰後的外省移民，在經歷了衝突與和平後，通通都要重新思考「人」的價值。過去的歷史，總是強勢文化族群所主筆，總是以平原看山林，以城市看鄉下，以漢人看原住民，以富人看窮人，但在後結構主義思維之下，我們必須加以解構這種霸權沙文主義的思想。回顧本文，希望透過以原鄉的視角重新出發，為原住民族發出聲音，讓大家重新思考「視角」的問題，達到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詮釋學上，所稱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實需我們更多地從批判性的視角，來加以深思！在這當前充斥著經濟與文化後殖民現象的年代中，如何重新思考主流文化與邊陲文化的和解，並從李崠山事件中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重新思考原住民政策，方不失為此文所欲傳達的蘊義。

 

 

 

 

 

 

 

 

 

 

 

 

 

參考文獻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理蕃誌稿》第二卷。台北市：南天。（初版發行於大正十年，1921年3月30日，印刷者為中村誠道，印刷所為松浦屋印刷部）

陳金田（譯）（1997）。《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二卷（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張洋培（2003）。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李棟山事件研究。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戚嘉林（2007）。台灣史。台北市: 海峽學術。

傅琪貽（2009）。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020）。台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Allen, B., & Montell, L. (1981). From memory to history: Using oral sources in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Nashville, TN: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Berg, B. L.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Boston, MA: Allyn & Bacon.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2nd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Brettell, C. B. (1998). Fieldwork in the archives: Methods and sourc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H. R. Bernard (E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513-546).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Samuel, R. (1988). Myth and history: first reading. Oral history, 16(1), 15-16.

Seldon, A., & Pappworth, J. (1983). By word of mouth: Elite oral history.    London: Methuen.

Thompson, P. (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